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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门威尼斯人官网:中国这个村曾产下全球60%油画 人人都是“梵高”

时间:2018/9/19 15:41:41  作者:  来源:  查看:26  评论:0
内容摘要:“我一生卖出了十几万幅画,梵高却只卖出了一幅,我比他幸运。”  如果产量能衡量艺术,深圳的大芬油画村大概是世上艺术气息最浓厚的地方。鼎盛时,全球接近60%的油画都从这个仅0.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里源源流出。  30年前,大芬村还是“大粪村”,因为村前水沟臭气熏天。  在导演余海波的...
“我一生卖出了十几万幅画,梵高却只卖出了一幅,我比他幸运。”

  如果产量能衡量艺术,深圳的大芬油画村大概是世上艺术气息最浓厚的地方。鼎盛时,全球接近60%的油画都从这个仅0.4平方公里的城中村里源源流出。

  30年前,大芬村还是“大粪村”,因为村前水沟臭气熏天。

  在导演余海波的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里,大芬村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:油画光鲜亮丽,但作画的两口子会在走廊里爆吵,满身汗渍的疲倦画工们横七竖八地裸躺在地上休息。对徒弟不满的老画师把画笔砸到地上,不耐烦的学生又把它一脚踢开。

  他渐渐发现,这些画工与梵高等大师相隔百年,却都“在困顿中试图唤醒自身”。

  备受贫困和精神问题折磨的梵高37岁时死去了。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,死后却成了“世界上最昂贵的画家”。

  梵高曾写给弟弟一段话:“亲爱的提奥,我正走向一个看似很近的地方,但也许它很遥远。”

  金钱、速度与热闹

  赵小勇被称为“中国梵高”,20年里,他临摹梵高作品10万张。这些仿画遍布世界各地。 “你没受过专业训练,但画10万张的经验,我们却没有。”美院专业人士的这句话,令他很受用。

  大芬村10多年前的鼎盛时期,上千家店铺的年产值一度达到了十多亿元——8000名画工每年制作500万幅油画。

  “给我几万元的订单,比夸我画得好高兴。”他“累并快乐着”,读梵高的传记、看电影时会流泪,觉得大师的孤独求索令人感动神往。但他也自觉是打工青年,画画只是比工厂好的营生,当时心里更向往白领的BB机和老板的手机。后来钱愈发多了,就一心想在深圳买房。

  周永久来大芬村30年了,刚来时,他压根儿不知道梵高是谁。画廊里的作画台跟了他10年,上面的颜料积了大概20厘米,各种颜色混在一起,最后呈现苔藓般的深绿色,有土地般的质感。旁边的墙被他拿来顺手擦画笔,颜料在上面淤积,摸起来像钟乳石。他觉得画工必须勤奋。那时他一个月最多出货五六千张画,带着徒弟做。有徒弟画着画着,就坐在椅子上睡着,笔从指缝滑下来。

  他手下最多时有33个徒弟,租了两套二室二厅让他们住,一架双层床能睡5个人——下面3个,上面两个。这在非典时期都不曾改变,当时忧心的周永久用醋把住所擦了又擦,还把玻璃窗全拆了,24小时通风透气。只是画不能耽误。

  大芬村在当时迅速崛起,是因为香港和韩国的人力成本高,装饰画需求旺盛的欧美客商将大量订单投向这里。最开始来此建厂的港商,月订单从几千张暴增到几万张。一位法国客人要求一个半月造36万张画,厂里的工人被安排成高速的流水线,一人只画固定的几笔,依旧完不成。这带来了外包生意,吸引了数百位独立画师,接着是卖画布和颜料的原料商。“大粪村”变成大芬村,名气越来越大,生意如同滚雪球。

  做工本身没乐趣可言,吃完午饭不眠不休地画同一张画,一直忙到凌晨。有时画廊里的年轻人会突然站起来,烦躁地把笔摔出去,把画撕得粉碎;还有老乡拽着他说,“想吐,画不下去了。”赵小勇那时画完一轮订单,一定要休息几天,躲在屋里和学徒们打牌,没力气干别的。

  周永久那时在村里溜达,看其他人的画,遇到好的就想学。他曾遇到偶然南下练习的哈尔滨画家,人家只用画刀,刀头和刀尾抹不同的油彩,一刀下去,比画笔连贯,又有渐变的效果,看起来立体自然。尽管只知道画家在哈尔滨的大概地址,从没去过北方的他还是心心念念,坐着飞机过去了。4月的哈尔滨,杨树刚开花,风吹着漫天白絮,他穿着一件单衣在街上发抖。进了饭馆点菜,他要小份,人家给端上一盆,他非说人家上错了。

  不过周永久也承认,那时下功夫学画,纯粹好奇,完全没想过“艺术”“原创”。2004年前后,大芬村也来了一些美院背景的画师。在周的记忆里,两拨儿人互相瞧不起。美院的画师们高傲,大芬村的草根则觉得对方矫情。那时美院画师们讲究,先把背景打好,干了再画其他。这在大芬村不少人眼里很蠢,浪费时间,明明把背景留出空白,直接填图案就行——边缘难免掺色,但不碍事。

  美院画师在大芬村确实也很难坚持。那是拼速度和数量的时代。向往梵高的赵小勇不得不上了油印设备,直接打印底稿,省去作图,只负责填色。这是他最后的坚持,因为“只要还拿笔上色,就还是我们自己的东西,每张不同,是艺术品”。

  当时的大芬村更流行全套印刷喷绘。机器轰鸣中,三五分钟就能印出一张画。画的表面是平的,几千张一模一样,带着机器烫手的温度,没任何笔触,但特别便宜。


  画架

  幸运

  去年纪录片《中国梵高》展映后,主角赵小勇红了。一次接受采访,他说:“我一生卖出了十几万幅画,梵高却只卖出了一幅,我比他幸运。”

  梵高一生敏感、脆弱、性格古怪,超前的艺术风格令他缺乏认可。父母对他失望透顶,经济只能靠经商的弟弟支持,大多数人嘲笑甚至鄙视他。他在情感失意和精神错乱中把耳朵割下。

  赵小勇、周永久等画工曾一起看梵高的传记片。赵小勇观影时痛苦地捏着鼻梁、捂着脸,周永久站着,一言不发。大家崇敬梵高,但都畏惧像他一样的生活。

赵小勇赵小勇
  赵小勇父亲早逝,初中辍学来深圳打工,可人太小,水泥都扛不动。走投无路时,他求工厂收留,不要工钱,管吃住就行。最终绘画的天赋让他留在深圳——进了藤编厂画花纹,后来又去陶瓷厂画图案。

  那是他第一次因画画得到尊重。外国技师点名要他作助手。他在陶瓷厂很快成了“精笔工”,画的图案被糊在玻璃橱窗里当样本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深圳月薪差不多五六百元,他赚1300元,每天晚上喝酒,去海边兜风。

  赵小勇在厂里打工时,潮州人周永久已经来到了“大粪村”,那时村里还是烧柴的土房,港商的油画厂也不起眼,公厕和几间卖杂货的铁皮房是仅有的公共建筑。他几乎是赌气来的——在老家,他是披长发、打遍四邻八乡、臭名昭著的痞子。等到成年谋出路,部队不要他;开电器维修店的亲戚面露难色;隔壁村画黑白遗像的老头瞟了他一眼,说“你实在不是画画的料”。

  周永久觉得自己要争口气,结果只有一位大芬村的画师勉强愿收他。师傅逼他戒烟,做打水劈柴烧饭所有重活,师弟师妹闯了祸也总怀疑到他头上。他说自己那时候就“忍”,想出人头地,有时爬附近的山,望着灯火辉煌的香港,就觉得心情很好。

  据说27岁才拿起画笔的梵高是满脑子幻想无从表达才选择了绘画。1994年,一场大水席卷深圳,港商的油画厂里漂出了梵高、莫奈的诸多仿作,水退后全埋在泥里。周永久兴奋地跳到地里,把它们捡回去洗净、晒干,打算回老家吹嘘说是自己画的。一张张晾时,他发现这些画好看,想学,于是抽空就练,过年都不回家。

  一年后,广交会上来了订单,恰是他从泥地里捡来的那些图案。过了快两年,他才知道那是仿梵高、莫奈的画。

  “感谢梵高,不只养活了我,也养活了(大芬村)那么多人。”赵小勇自觉比100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运气好太多。

  他凭着这份营生在深圳和老家都买了房子,有了车。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,大芬村生意严重受挫,他也意外迎来了在荷兰梵高美术馆门前开纪念品商店的客户。对方不仅给他提供了几年稳定的订单,还邀请他去欧洲参观。

  2014年欧洲之行,他戴着墨镜,余海波等人跟拍纪录片,欧洲人以为他是大明星,来和他合影。博物馆的管理者听说他专画梵高,给他竖大拇指,还安排出独享的参观时间。

  赵小勇终于看到了梵高的真迹,金色的麦田近看呈现出实物般的淡灰,每一幅画的油彩都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厚,层次却更丰富。他发现梵高的画充满了色彩的渐变和细腻的笔触,“看不到半点抑郁,全是热爱和乐观。”

  他在梵高作画的咖啡馆支起画架现场作画——把手机对准天空,屏幕中就是梵高笔下荷兰天空的颜色。这一场“觉醒”般的经历令他成了《中国梵高》的主角,有了更大的名气。

  周永久不太明白,余海波明明拍摄自己的时间更久,为何自己成了配角。他自嘲运气“没那么好”。2000年他事业顺风,却被合作伙伴欺骗,卷走了60万元,为了不总被村里做画框、卖画布的店家追债,一度带着徒弟搬出了大芬村。

  2015年,朋友开发龙华区的楼盘,对外每平方米1万元,给他卖6000元,还说先付20万元首付就行。坚信买东西要全款的周永久拒绝了,于是再买不起房子。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住租来的房子,3个孩子睡一间卧室。

  他没有积蓄,收入只够应付花销。当年的朋友都过得好,他一度羞于见面。即使在今天的大芬村,狭窄的过道里依旧摆满了油画,它们被称为“画墙”,是开不起画廊的人们最后的归宿。据报道,2008年大芬村最火红时,也有80%的画工挣扎在贫困线——他们中很多人在这些间隔一两米的缝隙里,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墙上,头上垂着散乱的电线,再在街边支个画台,拉上电灯,挨着馄饨摊,或者泔水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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